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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经验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1-11-22        浏览次数: 次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目标。随后,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在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探索中国减贫之路实现全面脱贫的启示意义和政策建议,无疑有助于我们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前进。

  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崇高的发展目标之一,也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目标。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将这一目标作为根本追求,但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过程看,共同富裕问题同样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比较两种发展制度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关系,发现虽然两种发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但这两种发展制度的兴衰盛亡都与共同富裕目标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自由市场经济,其理论基础是以古典经济学为起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重视共同富裕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顾名思义,这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富裕。它关注个体层面如何通过利他行为来实现利己并最终带来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国富论》衍生了一系列如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分工经济学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都关注于整个国家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对收入结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命运和前景则着墨不多。然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多次爆发因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内需不足而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大量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居民收入结构因素对国家发展命运和前景的影响。也正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中,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凯恩斯理论强调通过国家和政府“有形的手”去干预经济并增加局部居民的收入从而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最终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应该承认,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国家福利主义,在提高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降低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强度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凯恩斯理论终究只能是缓解而非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世界又连续爆发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21世纪初接连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某种程度上已经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不可逆的巨大冲击。虽然针对这些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又形成了新古典、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供给学派等众多观点各异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些理论体系仍然没有关注共同富裕这一核心问题,是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的。

  因此,一方面,面对经济危机给经济理论带来的一次又一次不可回避的冲击,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大修大补”,这实际上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破产了。另一方面,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风靡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300余年的实际数据,提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要素的回报率,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绝非减少贫富差距。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起于、兴于、关注于国家发展的整体性因素,但它的“命门”却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结构性因素。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本质特征。一方面,马克思用无可辩驳的逻辑和事实证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矛盾又恰恰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内生性缺陷。回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可以发现,共同富裕首先是作为批判“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生产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产生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会不断形成贫困积累,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在生产过程中陷入崩溃。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前瞻性描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可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设想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指南。然而,另一方面,虽然共同富裕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根本目标,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共同富裕的进展始终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制度,更是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实践,能否不断提高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水平,会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的成败。从这个角度分析,无法破解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难题固然是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门”,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实践不能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一问题也会变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门”。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国家和发展制度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一方面,在一次又一次应对经济危机冲击的过程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吸收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福利主义的内容并由此形成了各有特点、并不完全相同的资本主义发展制度,局部稳定了经济发展周期,也创造了极为发达的生产力,这些国家的制度在很长时间内也成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向往的发展制度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产业、贸易格局出现了深层次调整,也导致全球利益和权力格局开始大幅度震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制度在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开始面临个别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打压,这几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发展制度的差异。可以预见,两国和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决定两种发展制度竞争结局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双方在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制造能力、生活水平、社会稳定等领域各有千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发展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对方发展制度无法解决的缺陷,而我国的减贫之路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发展制度是有信心、有能力、有潜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因此,长期来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我国成功应对此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

  虽然共同富裕如此重要,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众所周知,甚至很多观点都认为共同富裕是根本难以实现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对导致共同富裕难以实现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导致共同富裕难以实现的首要原因在要素层:要素生产能力的天然性失衡会使得不同要素拥有者分享发展成果的能力出现巨大差距,最终导致收入水平出现极化现象。要素生产能力的天然性失衡主要是指,即使是同一种生产要素,它们的生产能力也是存在差距的。导致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种:第一,要素本身素质和质量的差异,如我国很多贫困人口先天就带有疾病或者身体残缺,他们拥有的劳动力要素就不可能让他们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第二,要素质量后天提升的机会不同。虽然是同一种要素,但是要素的生产能力也会受到类似于教育、培训等行为的影响,如果这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会导致同一种要素的质量出现差异。第三,要素发挥作用的平台不同。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需要一定的环境和平台作为前提,如我国很多贫困地区实际上是有丰富资源的,但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便,这些地区缺乏产业化、市场化的能力,最终使得这些资源无法变现。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要素的本质属性可能相同,但是要素生产能力天然性地存在差距,如果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增强处于能力失衡状态的要素拥有者,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就会呈现越来越大的极化现象。

  要素生产能力的天然性失衡强调的是同一种要素生产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然而,比这一因素更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完成的因素则位于市场层面,即市场分配机制的自然性失控。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指出,市场机制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三大缺陷。同样地,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也存在类似的缺陷。由于市场机制强调公平和自由,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每种要素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根据自身质量以及供求数量关系,来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一阶段是非常公平的,然而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能力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天壤之别,如果继续完全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分配过程中已经占据优势的要素就会利用已有的先发优势继续保持、增强和扩大这一优势,这样只会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在工业化中前期,劳动要素、管理要素、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分配能力差距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资本要素在分配过程中的优势甚至是支配性地位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不可动摇。更为关键的是,资本要素不仅在分配过程中占据优势,资本要素的拥有者还会谋求从政治权力方面来固化这种优势,这一特征和趋势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选举政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虽然市场机制强调自由,但是自由的环境里仍然会产生绝对的优势主体,这一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不管是在分配过程中,还是在国家政权结构中,都会谋求继续扩大自己的支配性优势,最终不仅会使收入分配格局出现马太效应,即收入高的越高、低的越低,还会使整个国家发展格局出现马太效应,即好的阶层越好、差的阶层越差。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在应对和解决这些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政党也开始意识到,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对于他们持续扩大生产从而不断增加利润是极有帮助的。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政党也开始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加大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来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资本主义内生性危机的短期治标之策,它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从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上述缓解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很多都是直接给钱,如提高失业补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但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前两个纬度原因是要素分配能力的天然性失衡和市场分配机制的自然性失控,如果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和力量不能直接纠正和针对这两个问题,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绝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资本政党恰恰就是从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据上风并且试图稳固这种优势地位的政党组织,无论这些政党谁来执政,或许其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同,但保证资本利益和优势都是这些政党执政的根本方向,寄希望于这些资本政党能够出台约束资本优势地位的政策,无疑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虽然在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压力下,资本主义政党利用国家权力,完善了国家分配制度,局部改善了居民收入水平并部分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

  毋庸置疑,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可以根据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同,将共同富裕分为全面脱贫、初步共同富裕、中等共同富裕、高等共同富裕以及全民共同富裕几个阶段,显然,实现全面脱贫是第一个阶段,也是难度很大的阶段之一。过去几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2020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首次消除绝对贫困,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目标提前10年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坚持终于在人类反贫困历史上谱写下新的伟大篇章。虽然不是最终的共同富裕目标,但是最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历程仍然能够为我们未来继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具体而言,中国减贫之路在破解制约共同富裕三大难题上,采取了如下做法。

  贫富差距的拉大首先归咎于要素生产能力的差异,无论是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实现全面脱贫,都必须直接落实到要素层面。然而,直接针对要素层进行扶贫并不容易,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国际上并无先例。实际上,在2013年精准扶贫展开之初,我国并没有精准地掌握贫困人口的详细结构和具体分布,就像习总书记2015年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我国贫困人口总数是国家统计局在抽样调查基础上推算出来的,没有具体落实到人头上。也就是说,这么多贫困人口究竟是谁、具体分布在什么地方,说不大清楚。要问有多少贫困户,还可以回答个大概齐;要问谁是贫困户,则大多是说不准”。在这种情况下,脱贫工作想要直接从要素层起步几乎不可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而精准扶贫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精准识别。各地在开展扶贫工作前,首先花了大量精力做建档立卡工作,把不清不楚的贫困户分布情况、致贫原因搞得一清二楚。在完全摸清摸透贫困群体情况的基础上,精准扶贫战略又采取了精准施策思路,针对不同要素、不同区位、不同情况的贫困群体采取了不同措施:针对要素本身素质如有疾病或者残疾所导致的贫困,直接采取社保兜底一批的思路;针对要素质量后天提升的机会差距如教育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的贫困,就采取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思路;针对要素发挥作用平台缺失如生活环境特殊,生活、生产条件恶劣,缺乏进入市场的产业化能力等因素导致的贫困,就可以采取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以及发展产业脱贫一批。

  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扶贫工作为例,在对口扶贫广西三江县的过程中,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制定《国家移民管理局定点扶贫工作方案》之初,就高度重视“准”的基础性要求。如为了摸清三江县贫困的具体原因,国家移民管理局先后组织开展了3次三江实地调研,建立了总站扶贫办“一人挂一村”对接机制,扶贫办每名工作人员定点对接1个贫困村,并加入每个村委工作微信群,建立“一对一、点对点”无缝衔接机制,保持定期联系,信息共享交流。通过学习、调研和对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聚焦三江脱贫需求,很好地摸清了三江县贫困的基本情况,也基本上了解了导致三江县贫困的一般和特殊原因,为后面扶贫政策准确出台和保障脱贫效果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破解要素生产能力天然性失衡问题必须落脚于要素层,全面了解要素的基本情况和差异,这是中国减贫之路通过精准扶贫机制最终取得高质量效果的根本原因。

  市场机制下,居民收入差距会因为要素不同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不同而逐渐拉大。缩小收入差距或者帮助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不可能仅依赖市场力量,而必须依靠能够与市场这种分配机制相匹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源于国家。然而,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不可能直接针对市场机制,因而不能纠正市场机制在分配过程中的失控行为。能够以国家力量来破解市场分配机制自然性失控难题的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减贫之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从参与扶贫的主体力量来看,我国的减贫之路主导力量是党中央领导的各级政府、各个部委和事业单位、央企与国企等体制内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地区之间的对口援助长期存在,但体制内的力量如此大规模地去集体完成一项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大量的部委、央企、国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社会力量,都深度参与了脱贫攻坚工作,真正实现了扶贫资源的集中统筹使用。

  仍以国家移民管理局为例,按照党中央要求,编制仅有百余名的国家移民管理局需要对口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40万人口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三江县,压力极大。为了有效汇集力量,国家移民管理局构建了一套动员和集聚全部扶贫资源的机制。一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充分发挥本级机关的力量,制定了由各相关司委和总站对包干的贫困村承担帮扶具体责任,各挂职干部、扶贫蹲点干部承担落实责任,各相关单位都负有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连带责任的工作方案,将移民管理局本级的力量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发挥了移民管理系统垂直管理的优势,将三江县63个贫困村分配给局机关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等9个总站,实现各站包干、包村帮扶的工作机制,凝聚形成了攻坚合力。在这套集中力量机制的作用下,国家移民管理局顺利帮助三江县成功完成了脱贫摘帽的任务。

  因此,我国减贫之路不仅依靠国家力量,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减贫之路在全社会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巨大合力,真正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集中到脱贫攻坚之中,有力地扭转了市场分配机制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马太效应。

  国家力量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我国减贫之路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力量或者国家政策是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的,面对实现共同富裕如此之艰巨、过程如此之漫长的目标,很难保证国家机器能够始终按照脱贫和共同富裕的要求来相应提升投入力度和强度,如果不能保证国家机器永久性关注这一问题,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国家力量短期关注共同富裕问题,更要具备长期性、关联性和动态性思维,将全面脱贫、初步共同富裕、中等共同富裕、高等共同富裕、全面共同富裕视为一个整体,不断地投入实现这些阶段性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竭力避免出现短时期内通过集中各种力量资源完成脱贫问题后,就不再关注共同富裕目标的现象。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只有依靠这样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目标,永远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且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党,我们才能够克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的一切懈怠、疲惫和困难,最终达成目标。

  虽然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但从这体现艰辛努力和卓越能力的一步中,也能看到未来继续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相比于全面脱贫,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更大,这种难度既体现在需要将生产能力较差要素的分配能力提高到比全面脱贫所要求的更高分配能力上,也体现在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来扭转和纠偏市场失灵上。这无疑都需要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在信仰上坚持,在发展道路探索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力量的核心主体上坚持的执政地位,只有长期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实现比全面脱贫更高水平的全面共同富裕才有可能。

  从本质上分析,全民共同富裕是一种高水平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层次要高于低水平的全民共同富裕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更高于全面脱贫状态即当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然而,马克思已经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既然全民共同富裕状态下的生产关系层次高于全面脱贫阶段的生产关系,这也表明那个时间节点的生产力水平也必须远远高于当前阶段。从这一逻辑出发,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它首先是个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生产关系才有可能演变为全民共同富裕阶段的生产关系。

  在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过程中,采取精准扶贫机制打破要素生产能力天然性失衡难题是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中,全面摸底掌握贫困群体的具体情况并建档立卡这一环节是最为重要、也是工作量最大的基础性工作,整个扶贫体系在这个环节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这一环节为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启示我们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掌握整个居民收入结构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分布情况、低收原因,并作出针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收入提升计划。显然,相比于减贫掌握贫困人口详细情况的难度,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需要的摸清低收入群体规模、分析导致低收入的原因、在不损害其他高收入群体前提下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工作难度要高得多,这也意味着必须提早谋划实现共同富裕工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前做好相应的基础性工作,为全民共同富裕水平的不断提升奠定基础。

  比较国内外的脱贫工作以及我国不同阶段的脱贫工作成效,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执政能力或本领的高低对脱贫工作的效果具有直接影响,这种执政能力既体现于执政组织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引领能力,也体现于执政组织整体的行动力和内部不同主体的互动互助互补能力,还体现于一个个执政组织成员是否具备“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心态和能力。从全面脱贫这一过程看,我们党这三方面能力兼具。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继续保持并不断根据时代和环境变化来增强自身执政能力,这是我们党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能够成功应对任何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

  中国减贫看似只是一个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重要起点和尝试。这一过程通过精准扶贫机制、国家力量机制,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信仰机制,创造性地初步破解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生产能力天然性失衡、市场分配机制自然性失控、国家分配制度必然性失效三大难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正是在这一成功的减贫之路的基础上,我们坚信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久久为功,一定能够取得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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